文化中国行｜230余件文物诉说千年巴蜀文明 成渝地区基建考古成果展开展

瓦莱里娅·路易塞利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习比较文学(wénxué)与翻译——都是(shì)穿越“边界”的学问。在她的西班牙语和英语写作中，她也(yě)着迷于穿越边界——不仅是国家的边界，也包括(bāokuò)语言的边界、身份的边界、文学体裁的边界。 她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来回穿梭，其成名作《假证件》是散文作品，后来(hòulái)的(de)《我(wǒ)牙齿的故事》是小说，再后来，《告诉我结局(jiéjú)是什么》（其西班牙语版书名为《失踪的孩子们》）回归非虚构——尽管这个(zhègè)书名看起来更像小说，《失踪孩子档案》可以视为《告诉我结局是什么》的延续(yánxù)，却又回到了虚构体裁——尽管这个书名看起来更像非虚构。 《告诉我结局是什么》源于作家在纽约市移民法庭为数名面临被遣返命运的中美洲儿童(értóng)担任志愿译者的经历。同为身在美国的“拉丁裔”，路易塞利和这些儿童的境遇天差地别。她是生活相对(xiāngduì)优越、每天遵纪守法等待(děngdài)获得绿卡的中产人士，而这些经历了千难万险侥幸活着穿越(chuānyuè)了美墨边境的孩子(háizi)，则是“非法移民”，或者用一个看起来更(gèng)仁慈的词来说，“无证移民”。 如果用(yòng)一个更精确的法律术语来说，他们是nonresident aliens（外籍非居民）。在英语里，alien并不等同于foreigner，而是特指在一国之中(zhōng)没有(méiyǒu)(méiyǒu)(méiyǒu)(méiyǒu)合法公民身份的居住者，另外，这个(zhègè)词也可以指外星人。在翻译工作中，路易塞利了解到，这些儿童之所以选择来到美国，是因为别无选择，用她的话说，“不是为了追逐人们口中常说的‘美国梦’，这些孩子所寻求的仅仅是逃离旧日噩梦的一条生路”。他们不得不逃离法治崩坏、黑帮横行的故土，要与(yǔ)在美国的亲人团聚。在途经墨西哥、穿越美墨边境大片沙漠的漫长旅途中，他们要面对饥渴、迷路(mílù)、抢劫、强奸、虐杀等各种危险。在对待移民越来越(yuèláiyuè)严苛的美国司法(sīfǎ)体系中，他们成了没有根、没有保障、没有未来的孤儿。路易塞利决定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。 “我(wǒ)知道(zhīdào)，如果我不把(bǎ)他们每个人的(de)故事写下来，我再写别的什么，就没有任何意义了(le)。”她的这句话，有点像阿多诺的那个名句（“奥斯维辛之后，写诗是野蛮(yěmán)的”）。她选择了非虚构的书写方式，仿佛只有这么写，才能有效展现这些令人不适而又无法回避的事实。不过，在《失踪孩子档案》中，虽然涉及同样的题材，她又做出了新的尝试，似乎要证明，虚构体裁同样可以为这些残酷的事实做见证，可以唤起人们的行动(xíngdòng)。 作者：（墨西哥）瓦莱里娅(yà)·路易塞利 版本：世纪文景|上海人民出版社(shànghǎirénmínchūbǎnshè) 《失踪孩子档案》可以说是一部“伪非虚构”。文本的(de)形式是对档案的模仿，有(yǒu)文字，有地图，有法医报告，有呈堂证供式的照片。故事也(yě)是围绕档案/记录展开的：一对从事声音记录工作的半路夫妻，带着(zhe)各自的孩子，从纽约出发，展开了(le)一段穿越美国腹地、最终抵达北美大陆西南部(xīnánbù)美墨(měimò)边境地区的旅程，沿途不断记录着他们能捕捉到的声音，用文中(wénzhōng)人物的话来说，“‘记录’意味着为后世收集现在。”晚期(wǎnqī)资本主义时代的破败景象，埋葬着被西进运动吞噬的印第安原住民的墓地，来自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的难民儿童的经历……这些声音景观或人类经验都成了他们努力收集的对象。 图(tú)/IC photo 声音会消失(xiāoshī)吗？或者说(huòzhěshuō)，回声(huíshēng)是声音持久存在的(de)(de)形式？他们也(yě)记录回声——树叶的回声、昆虫的回声、高速公路的回声、电视的回声……以及回声的回声。从比喻的意义上说，这本多(duō)声部的小说充满了回声——在21世纪美国西南部的空旷原野中，回荡着19世纪抗击美国军队入侵的最后的印第安人被遗忘的声音，小说如同回声一般重建这些历史；夫妇俩的两个孩子像制造(zhìzào)回声一般重述印第安人的故事，也像回声一般映射难民儿童的历险记，到最后他们的历险与难民儿童的历险奇妙地交汇在一起；作为这本书的书中之书的，如同回声一般断断续续地反映难民儿童的遭遇的，是一本名为《失踪(shīzōng)儿童挽歌(wǎngē)》的红色封皮的小书，作者叫埃拉·坎波桑托——书和作者都是虚构的，“坎波桑托”（Camposanto）在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(xībānyáyǔ)里都是“墓地”的意思(yìsī)，正与“挽歌”的意蕴相应。 小说中那(nà)两个孩子心心念念(xīnxīnniànniàn)要去参观的“不明飞行物博物馆”，也与难民儿童之间存在着隐秘的对应，因为都涉及aliens——外星人，或是没有(yǒu)合法身份的异邦人。当夫妇俩(fūfùliǎ)的孩子们的经历(jīnglì)与难民儿童的经历渐渐重合时，也许可以(kěyǐ)说，小说意欲发出这样的声音：这些难民儿童不是“外星人”，而是和普通美国家庭的孩子一样的纯真孩童，他们也有权利拥有和美国儿童一样的幸福童年。 书名中作为定语的(de)Lost一词，有着比“失踪”更多的含义。这些儿童不仅可能在路途中失踪或者迷路，他们的人生更是处在一种迷失的状态，如书中所说，“他们坐火车或者徒步旅行，孤身一人；没有(méiyǒu)父亲(fùqīn)，没有母亲，没有行李，没有护照。一直没有地图。他们不得不穿越国境、大河与沙漠，历尽艰险。那些最终(zuìzhōng)抵达的，会(huì)被困在悬而未决的境地，有人会命令他们等待。”他们的身份和(hé)命运都被悬置，等待冰冷的司法体系(tǐxì)的判决(pànjué)，如同身处让人上天(shàngtiān)不得也暂时入地不能的灵薄狱（limbo）中。他们的遭遇、他们的声音也被美国主流媒体无视(wúshì)，他们就和那些抵抗到最后的原住民(yuánzhùmín)印第安人一样，成了这个超级大国中被弃置、被遗忘的幽灵一般的存在——这也是一种lost的状态。路易塞利要通过写作为这些孩子建立“档案”，将他们从lost的状态中拯救出来，让美国社会(shèhuì)看到他们、听到他们。 需要被质疑的(de)，不仅仅是美国针对难民儿童的司法制度。也许，这一整个(zhěnggè)现代生产制度和价值体系都是有问题的。在小说中，公路沿途的景观是这样被呈现的：“经历了几十年甚至数百年系统性农业侵蚀的地貌：规划成四边形格子的田野被重型机械轮奸，因改良过的作物种子而肿胀，充满了杀虫剂，田野里的果树长出肥硕(féishuò)但索然无味的果实以供出口；如穿(rúchuān)紧身胸衣般被强塞入一块葱郁的层叠庄稼地的田野形似但丁(dàndīng)的九层(jiǔcéng)地狱，被中心枢轴灌溉系统浇灌；还有被改造得(dé)不再是田野的田野，承载着水泥、太阳能板、水箱和巨型风车的重量(zhòngliàng)。 ”如果说(rúguǒshuō)现代性意味着对野性自然的(de)暴力开发、改造和驯服，意味着绝对实用主义导向的设计与规划，那么一个被(bèi)现代政治体系定义为非人或异类的人群，就可以同样被残酷无情地迫害乃至抹除。正是(zhèngshì)在(zài)这个意义上，齐格蒙·鲍曼看到了在现代社会潜藏的巨大危险(wēixiǎn)。他在《现代性与大屠杀》一书中指出，“园艺和医学是典型的建设性立场，而常态、健康或卫生则是人类自我管理的任务和策略的主线。人类生存和共居成为设计和管理的对象；就像园中蔬菜或一个活的生物体一样不得不被干涉，以免它们会受到野草的滋扰或被癌(ái)组织吞噬。园艺和医学就其功能而言(éryán)是同一活动的不同表现形式，这个活动将注定要(yào)将生存并繁荣的元素与应当被消灭的有害或病态的元素进行(jìnxíng)隔离和区分。”正是在这种带有园艺学或医学精神的疏离(shūlí)/区隔政策的作用(zuòyòng)下，发生了纳粹屠犹的世纪悲剧。 被(bèi)悬置在(zài)移民法庭的(de)这些难民儿童(értóng)，不也面临(miànlín)类似的迫害吗？在法律体系的话语里，他们(men)是外星人/异邦人，被与正常儿童区隔开；他们被关押在名为ICE（“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”的缩写）的机构中，这个机构如同它的名字一样冰冷（西裔移民把该机构的拘留室称为hielera，冰箱(bīngxiāng)），难民们就像(xiàng)冻肉一样在这些冰箱中被隔离，被分类，被暂时存放；在特朗普主义的话语中，他们就是携带危险因素的病菌，为了保持美国的干净卫生，需要将(jiāng)他们统统扫除出境……在《失踪孩子(háizi)档案》中，小(xiǎo)说人物也目睹了一队难民儿童是如何被押送上一架小飞机，从美国西南边境的万里净空中消失的，“他们被抓住了，从此就要被移走、迁置、抹除，因为这个广大空旷的国家里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。” 与此同时，小说中的(de)(de)(de)这(zhè)四口之家也渐渐走到(dào)(zǒudào)了他们共同(gòngtóng)生活的尽头。在这趟旅途的终点，这对半路夫妻即将分道扬镳，带着各自(gèzì)的孩子重新开始单亲家庭的生活，尽管这两个孩子并不情愿分开。或许，作者在这里暗示的，是更为广大的共同体的危机，共同生活的危机。美国人(rén)(rén)愿意接纳这些难民儿童，和他们共同生活吗？讲英语的美国居民愿意和讲西班牙语的移民结为共同体吗？在这个全球化(quánqiúhuà)的美好愿景不再明朗的时代，与“异邦人”建立共同体是可能的吗？路易塞利曾在一次访谈中感叹道：“我们居住在一个共同体观念正在消失或者已经消失的大陆上。”无论如何，《失踪孩子档案》表现出了重建共同体的努力。对这些看似与己无关的难民儿童保持关注，并呼唤(hūhuàn)道德责任，就是建立共同体的第一步。用齐格(yòngqígé)蒙·鲍曼的话说，“道德意味着‘对他人负责’，由此也‘对不是我的事，甚或与我不相关的事’负责。”如果有越来越多(duō)的人能意识到道德的责任，克服“异类恐惧症”，行动起来，打破现代社会制度竖起的人与人之间的藩篱，那么现在或许还来得及(láidejí)避免更大的人间悲剧的发生。